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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认识隋炀帝:一个暴君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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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0-17 14:20:2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杨广登基之后,第一时间命杨约缢杀了废太子杨勇。此举让杨广五弟汉王杨谅顿生唇亡齿寒之感。八月,时任并州总管的杨谅断然起兵,兵锋直指京师。杨广命杨素发兵数万前往征讨,不到两个月便迅速将其击溃。杨谅请降,被废为庶民,最后幽禁而死。
  至此,杨广四个同父同母的兄弟已经有三个死于非命,均未能得享天年。
  当年,隋文帝杨坚曾经不无自豪地对群臣说:“前朝的天子们,大多沉溺情欲、宠幸姬妾,致使嫡子与庶子为了继承权而争斗不止,所以才有废立太子之事,甚至导致国家危亡。朕别无姬妾,五子乃一母所生,可以说是真正的骨肉手足!所以朕从没有这方面的忧虑。”
  然而,就是这五个“真正的骨肉手足”,却上演了一幕幕骨肉相残的悲剧。这样的结局对于当年那个因“五子同母”而引以为傲的杨坚来讲,无疑是一个绝妙而无情的讽刺。
  杨广即位三个月后,他平灭陈朝时从江南掳回的后主陈叔宝也在一片凄凉中无疾而终了。杨广决定替他做件好事。 虽然已经亡国了,可毕竟是一代帝王嘛,死后总要有一个谥号才好。杨广认认真真地翻阅了好几遍《逸周书·谥法解》,左看右看,思前想后,最终挑了一个字:炀。
  谥法对这个“炀”字的释义是:好内远礼日炀,去礼远众日炀,逆天虐民日炀。
  杨广发自内心地认为,对于像陈叔宝这么一个荒淫奢侈、不理朝政,最终导致国破家亡的人而言,再也没有哪一个字比“炀”字更适合做他的谥号了。 十几年后,新朝大唐皇帝李渊和他的大臣们也是出于与杨广完全相同的想法,给了他“炀”字的谥号。 结果,陈叔宝所得到的“炀”字并没有被后人记住,反而是杨广的“隋炀帝”谥号最终得以“流芳百世”、兆民皆知……倘若杨广地下有知,对历史跟他玩弄的这个黑色幽默会作何感想?
  当然,“隋炀帝”是后世的叫法,杨广给自己的定位和期许一直是——千古一帝。 登基的第二年春天,雄心万丈的杨广就把帝国的年号定为“大业”。 禁锢、压抑得太久了 从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起,深藏在杨广胸中多年的那些野心、梦想、激情、欲望,乃至对种种唯美与奢华之物的钟爱之情,就像严冬过后突然解冻的河流,又像春天枝头瞬间绽开的蓓蕾一样,开始在满目春光的天地之间尽情地奔涌:骄傲地怒放…… 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杨广下诏营建东京洛阳,投入的工匠民夫就多达二百万人。
  四天之后,开凿大运河的命令也随即发布。
  开凿大运河的命令刚刚发布九天之后,杨广再命黄门侍郎王弘等人前往江南,负责制造大型龙舟及黄龙、赤舰、楼船等各种船舶数万艘。 大业元年五月,豪华的洛阳西苑开始兴建。此苑方圆二百里,里面开凿方圆十余里的人工海;人工海上筑有蓬莱、方丈、瀛州三座“仙山”,高出水面一百余尺,山上的亭台楼阁星罗棋布。
  大业元年八月,杨广开始南巡,从洛阳的显仁宫出发前往江都。杨广所乘坐的龙舟高四十五尺、长两百尺,上有四层。最上层有皇帝接见百官的“正殿”,有供皇帝休憩的“内殿”,有供百官办公用的“朝堂”;中间两层共有房间一百二十间,皆用黄金璧玉装饰;下层供宦官宫女居住。皇后萧氏所乘坐的称为“翔螭”,规模比龙舟略小,但装饰毫无二致。其余供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道、外宾乘坐的各种船舶有数千艘,供禁军官兵乘坐以及装载各种物资的还有数千艘。军队船只由士兵自己拉纤、不配民夫,可即便如此,总共动用的拉纤民夫还是多达八万余人。
  这支规模空前的盛大船队首尾相接二百余里,船队所经州县,五百里范围内的各级官府都要进贡食品,有的州甚至动用了一百辆牛车来装载和运送。每次启程之前,大量吃不完的食物被抛弃和掩埋。
  一道接一道的政令让隋帝国的各级官吏应接不暇;一个比一个规模更大的工程让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疲于奔命;一次比一次更豪奢的出手不禁让天下人心惊胆战、目瞪口呆。 原来——这才是真实的杨广!
  二十载的克制和隐忍终于在一夜之间引发了激情的泛滥和欲望的井喷。  差不多从这个时候起,杨广就被正统史家贴上了“好大喜功”、“穷奢极欲”、“荒淫无道”的标签,并最终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在杨广自己的心目中,他的所作所为并不能被这样简单理解。
  暴君的理想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杨广为什么要营建东京洛阳?《资治通鉴》给出的答案是:杨广听信了术士之言和民间流传的谶语。 然而,杨广这御极之初第一项重大的政治举措,果真是出于迷信和无知吗?耗费无数人、财、物力重建一个新洛阳,仅仅是因为术士的一句话吗? 答案是否定的。
  众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期间,虽然在疆域上实现了天下一统,但是北方与南方事实上仍然是貌合神离。毕竟南北两地已经分裂隔绝了三百多年,历史刻下的伤口虽然已经停止了流血,但是横亘在它们之间的那道无形而巨大的裂痕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表面上的统一所缝合。这种裂痕不可避免地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等各个方面,严重削弱了一个统一国家所应具有的凝聚力和稳定性。而京师长安则地处帝国的西北一隅,“关河悬远,兵不赴急”,一旦山东(崤山以东)或江南地区发生叛乱,等到中央得到消息作出反应时,不但已经贻误了战机,而且地方上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 所以杨广才会在营建东京的诏书中称:“有隋一朝自肇始之日起,便欲以河、洛地区为创业之地,日复一日,直至于今。由于长久思虑挂念此事,所以一讲起来就令人激动哽咽!朕敬承大宝、君临万邦,一意遵行而不忘却,一心奉行先帝之志!”
  说迁都洛阳是杨坚的遗志显然是不足为凭的,但是我们最起码可以从杨广的自我表白中看出一点,那就是——营建东京、迁都洛阳是他长久以来深思熟虑的一个政治构想和战略决策,绝非听信术士胡言乱语的结果,也断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 而“开凿大运河”与“迁都洛阳”一样,也是杨广包罗宏富的战略构想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有机部分。
  继大业元年开凿“通济渠”后,杨广又于大业四年(公元608年)下令开凿“永济渠”。这第二期工程同样征发了河北诸郡的一百多万民工,先疏浚沁水下游,使之与黄河贯通,再利用一些天然河道北上直贯涿郡(今北京),全长一千公里。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大运河的第三期工程“江南河”又破土动工。以京口(今江苏镇江)为起点,引长江水经太湖流域,直达余杭(今浙江杭州),入钱塘江,全长四百多公里。 至此,这条世所罕见、全长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大运河终于完整地出现在帝国臣民和无数后人面前。 对杨广来讲,这是一项空前绝后的创举。对历史来讲,这是一件震古铄今的杰作。
  对数百万承担开凿工作的民工而言,这是一条榨干他们血汗甚至剥夺了他们生命的血泪河,是一根吸尽大江南北民脂民膏的吸血管。 对隋帝国而言,这是一条贯穿南北的经济大动脉,一条弥合历史裂痕的文化纽带,一条造福后人利益万世的黄金水道。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这既是让人惊叹的历史奇迹、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也是隋炀帝逆天虐民、施行暴政的一个有力证据和直观说明…… 大运河的三期工程,包括营建东京的工程,所征调的数百万民工全部是无偿劳动,男丁不够就征发妇女充役。
  体能的严重透支,伙食和工作条件的恶劣,医疗和劳保措施的缺位,这一切共同导致了大量民工的死亡。据《隋书·食货志》称:“僵仆而毙者十四五”。 日后,当杨广乘坐大型豪华龙舟从这些民工的白骨上驶过的时候,他除了被自己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所陶醉之外,除了听见乐曲般的潺潺水声从自己的耳中曼妙地流过之外,他是否还能听见那些痛苦无告的灵魂所发出的卑微啜泣?
  他肯定是听不见的。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帝王。即便听见了,杨广也会置若罔闻。因为如同蝼蚁一般的万千子民无法理解杨广身上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在杨广看来,他们其实也不需要理解——只需要执行。
  秦始皇修建的万里长城,隋炀帝开辟的大运河,都成了我们这个民族、乃至全世界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而秦始皇与隋炀帝也无一例外地成了“暴君”与“独夫”的代名词。
  中国历史上典型的两大暴政,却催生了后人眼中的两大文明瑰宝。
  当时使用的手段越是残忍、付出的代价越是高昂,所催生的历史瑰宝就越发璀璨、越能吸引后人崇仰的目光。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恶之花”。也许——这就是历史的吊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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